人的高尚情操从哪里来？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不是，是父母给的吗？不是。是被训练出来的吗？不是。那高尚情操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高尚情操是表达出来的。

    启用这样“耸人听闻”的句式，是希望自己的中气足一点，能按照高尚情操的“潜规则”把这个问题表达一下。

    其实，从小就接触“高尚情操”这个概念，这方面的强迫训练也一直没有间断过，但说实话一直不得要领。后来看《聊斋志异》，从金丝猴和猕猴身上找出了点眉目，多少知道了点要领。也难怪，猴子是人类的祖先嘛，咱还得从这样的根儿上找原因啊。

    这个众所周知的故事被蒲松龄讲得绘声绘色：“猕(猴)最畏狨(金丝猴)；遥见之，则百十成群，罗而跪，无敢遁者。凝睛定息，听狨至，以爪遍揣其肥瘠；肥者则以片石志颠顶。猕戴石而伏，悚若木鸡，惟恐坠落。狨揣志已，乃次第按石取食，馀始哄散。”(《黑兽》)

    蒲松龄对此的感慨是：“余尝谓贪吏似狨，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，而裂食之；而民之戢耳听食，莫敢喘息，蚩蚩之情，亦犹是也。可哀也夫！”

    与其说金丝猴让人想到了贪官嘴脸，还不如说猕猴让人想到了贱民的丑态。自己愿意做贱民，就怨不得贪官欺负你了，贪官与贱民的利益游戏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。猕猴的表现让人越发想到了贱民的行为方式问题———那伏地高举石头惴惴时候的样子，不是把“高尚情操”表达得很充分么？

    对贪官而言，贱民的“高尚情操”当然是听招呼，唯命是从，出了事不要供出自己来。在这一点上，是贱民真正地养育了贪官，培养了贪官，最终成就了贪官。

    对贱民而言，贪官的“高尚情操”是情同父母，能发现他们，能罩着他们，能恩泽他们，能用贱民可以接受的方式，正确处理贱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。

    与之相反的，该是清官与良民(顺民)的高尚情操问题。当贪官暴露了，贪官与贱民的游戏宣告结束，或者说告一段落。清官与良民(顺民)粉墨登场，一起来审视这种在他们看来很“掉链子”的事情。

    在中国，深入人心的清官是包拯。他先任端州太守，改任殿中丞。端州盛产名砚，前任太守借进贡名义多取数十倍，用来贿赂权贵。包拯在任期间命监制的人，只取进贡数即止。《宋史·包拯传》中说，包拯在端州任满，不带回一块砚。包拯作为清官形象的忠实代表，他的高尚情操让人想到了诗人的忠实代表，那个“不带走一片云彩”的徐志摩，他似乎有着某种恋爱专家的高尚情操。

    包拯做了清官，相对于前任，当然也就成全了端州人民，他让他们成为良民(顺民)。不过，他还是在一个清官与良民(顺民)的利益游戏内办事情———进贡数是绝对不能不少的。所以他作为清官的高尚情操某种意义上是他不带回一块砚成全的。而良民(顺民)的高尚情操呢？是保证生产出质量合格的进贡数，并千万别私下生产了砚台送给包拯，明着不送，暗着也不送，这样才能让清官与良民(顺民)两全。

    前面说的贪官得到清理后，那贱民哪里去呢？当然法不责众，当然也就滑向了良民(顺民)这边。所以他们的“高尚情操”，就只剩下了与当初迥然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。

    有利益，不论是什么样的利益，谁的利益，在利益的游戏规则面前谈论高尚情操本身就是个很滑稽的事情，真应了那句诗：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

    所以，《易》云：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《诗》云：皎皎白驹，在彼空谷。(高濂：《雅尚斋遵生八笺》)看起来，不替王侯做事，其行为才能非常高尚。清净无为，独善其身，才能成就真正的情操。换句话说：不参与利益游戏，不格斗其间，置身事外，才能表现出真正的高尚情操来。